“农业人崛起”是我新近结识的一个朋友的微信名。他本名刘立生，是河北省沽源县长梁乡兴隆堡村一位地道的年轻农民。

没加微信前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。接通时电话那头儿传来的是标准的普通话。那一刻我的心颤了一下：哦？他说的不是沽源话，难道他是外地人？抑或是本地人却在外地接受过不错的教育？结果正如所料，刘立生说他曾经在张家口市读过高中，还自谦地说是私立学校。我说，私立学校怎么啦？现在好些人都愿意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去读书啊！话音刚落，我听见了他的笑声。

在这次交流中我意识到，刘立生几乎一次也没有把自己称作农民。我注意到他自觉地把自己定义为“农业人”。我感觉到，这位来自深度贫困村的青年人，对农业和农民有自己的认识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不见面又怎能与他人交流比较深入的问题呢？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到坝上去和他见面。于是我们互相加了微信，之后我还在通讯录里把他放在了“置顶聊天”的位置。

用微信交流方便多了，我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微信取了这样一个名字。刘立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：“一方面是我个人想通过农业实现个人的崛起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农业人也期望中国农业崛起。”当手机屏幕上跳出这样两句话时，我有些惊到了，在心里默默念叨，这是一个多有志向的新时代农村青年哟！鹿鼎

这里我得交待一下，其实我知道沽源县兴隆堡有一个叫刘立生的人，并能拿到他的电话号码，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同事聂书海。他到坝上参加扶贫攻坚工作队已经快3年了，按照正规的说法，他正担任着兴隆堡村的第一书记。我一直存着去兴隆堡看看他们的心思，却一直没能成行。但是我和他微信交流很多，知道他和队友们与当地一起努力，使兴隆堡村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兴隆堡是河北省确定的206个深度贫困村之一。进驻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摸底，了解农民的贫困状况。5个自然村的280户665口人，散居在方圆11平方公里的沟谷山坡。坝上是有名的苦寒之地，土地不少却打不出多少粮食。多年来一直在发展畜牧业，可无序放养持续透支草场的承载能力，生态资源逐步枯竭。人畜混居导致村民生存环境恶劣，有的农民还得了“布病”——一种常见的，严重时可致命的动物源传染病。加之气候寒冷和营养不良，村里的老人几乎都患有慢性病。刘立生的父亲就是58岁那年因肺心病亡故的。村里这样的情况很多，活过八十岁的人寥寥无几。工作队驻村后聚焦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目标，采取联村并建村民搬迁安置、建养殖场集中养牛、金莲花种植、上马生态造林项目和对“建档立卡户”政策扶持等措施，多管齐下。兴隆堡人的日子越过越好了，幸福感越来越强了，人人都夸工作队给他们带来了好运。鹿鼎

当得知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在外地打工时，我希望聂书海为我介绍一些回乡创业的年轻人，他不假思索地向我推荐了刘立生。

我来兴隆堡正是坝上最好的季节。8月的高原天高气爽。在乡间土路上行走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天空中堆积着高耸的云朵，田野如茵，空气清新。偶尔阳光会穿透云朵，如探照灯似的光束穿过空际，明晃晃地射向大地，瞬间那绿绸缎似的田野上就会出现一块块浅黄颜色的光影。

眼下，我和聂书海正大步流星地走在坝上的田间。起先我们去了刘立生的家，他母亲告诉我们他儿子正在骆驼地里干活儿。兴隆堡的村路干净整洁，田间路却有不少路段因为下雨泥泞留存着很深的车辙。我们两人顶着炎炎烈日找到了去骆驼地的土路。开着白色碎花的蛇床、茂密的披碱草、穗子褐红即将成熟的酸模、高大的苍耳等野草参差不齐地长在路边。刘立生应该早看见我们了。坝上空旷，几乎没有高杆作物，土豆、胡麻，蚕豆，身高都不超膝盖。我看到正在地里干活的他大老远地望了我们一眼，之后又猫腰继续忙活起来。

直到我们来到地头儿时，刘立生才停下手走出菜地，一边向我们移步一边喊着聂书记。聂书海把我介绍给刘立生，年轻人呵呵一乐：“我们也算认识啦！”“是啊，不但通过电话，还有微信呢！”我应声道，连忙同他握手。鹿鼎

就在聂书海蹲下去观察菠菜长势时，我仔细打量起这个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年轻后生。他上身穿了一件半新不旧的灰色夹袄，挽了裤腿儿的单裤里套着红色秋裤。坝上地区气候总体寒凉，中午却是炎热的。他没戴帽子，黝黑且有明显雀斑的脸庞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，很热情地和我说话。看着菜畦里绿油油的菠菜，我问他：“种了这么多的菠菜好卖吗？都卖到哪里？”

“北京、张家口都有，都是菜贩来拉。”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。刘立生告诉我，今年他种了110亩地，除了八亩半菠菜外，其余都是土豆、莜麦和蚕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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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种这么多人手够吗？”我站在地埂上问他。

“家里就我和母亲两口人。父亲7年前病逝了。有个哥哥当兵在外地工作。这地说多其实也不多，如今种地已经很省事儿了，基本都是机械化。春天种两天，夏天打一次药，收秋费点儿功夫，十来天也够了。”说着话，他啪啪地拍了拍沾有泥土的手说，“今年的蚕豆、莜麦还没收获，就菠菜卖了2万块钱。”

说起去年的收入他一项一项地为我算起来：“蚕豆、莜麦、胡麻，平时打些短工，总收入扣除种子化肥农药和租地的钱，还有我和母亲过日子的生活费，净剩3万块钱吧。”鹿鼎

说完，刘立生的目光转向聂书海：“工作队这三年给我们村带来林业项目、金莲花种植项目，帮我们拆旧房建了新居，让我们的腰包鼓了许多。不过我想，不能啥事都指着国家！”他停顿一下接着说，工作队开展的培训讲技术、讲政策，开阔了他的眼界。前年为养殖牛羊他买了粉草机，因为电压不稳一直不能安装。工作队为村里兴办肉牛养殖小区后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他的粉草机如今能用了。

聂书海听后微笑着说：“主要是你头脑灵光，有创新精神。好好干吧！”

“现在搞农业不容易，既要懂技术会管理，还要懂市场会销售。种地既受天气影响又受市场价格影响。许多时候出了力，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。”刘立生接着说起他的难处：“农业人难啊！农业发展到今天，咱坝上的老百姓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。它一发脾气给你下冰雹发洪水，水涝旱灾让你颗粒无收。”刘立生说得有些激动，脸都红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管自己叫农民而叫‘农业人’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高中毕业后有过不当农民的想法，那时候没考上大学，我就打工去了，在建筑工地上开挖掘机。后来因为父亲的肺心病需要人照顾，我回到兴隆堡。近几年看到国家对农业越来越重视，种地有补贴，把扶贫当作社会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，我感觉到国家对搞农业的人越来越好，就留下来不走了。在我的认识里，农民和搞农业的人应该区别开。现在好些有农民身份的人在外乡打工。建筑工人、家政、服务员，五花八门，他们已经不从事农业了。以后农业人越来越职业化，我盼着往后国家在培育新型农业人才上多下功夫。”鹿鼎

从这一番话语里，我听到这个年轻人的理想和抱负，他的眼睛里闪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光。“今年我购买了一台蔬菜播种机，准备明年扩大种植规模，在现有土地基础上再扩大3成。”刘立生信心满满地说。

我们三个人说话的间隙，骆驼地边儿上几株高大青杨树突然发出哗哗声，响个不停。是坝上的风。我在想，这片青杨也在为这位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人鼓掌吧。